在德沃金看来，人性尊严存在着两个基本面向：第一，内在价值原则，即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一种特别的客观价值，这个价值关于一个人生命中的潜能。

可是，并非所有的价值都当然地成为法律中的原则规范，对于不发达的，尤其以移植为主的法律体系来说，法律体系与现实生活之间通常是价值与法律规范错位的空间。[31] 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努力将家庭与城邦相区分，只有城邦才能对应政治生活的公共性，而家庭这种古老的、自然的生活方式束缚了公共生活，使得政治无法充分的展开。

在秩序状态下，自由原则表面优先于家原则，一般来说较少疑议。故个体自由权除了防御国家权力侵犯之维度，亦还有向国家请求提供积极保护的维度，只是后一维度，已经超出了个体自由本身的理论根据。然而，在从个体通向公共伦理的西方道路上，对于自由的明确意识，使得现代西方国家建构中，自由的个体成为政治想象和国家生活的基本符号和单位。由此，那些建立在家原则背后的附属价值，如家产制、亲亲相隐、父爱主义（paternalism）[10]等价值逐步失去同自由原则相竞争的合法性。每一种价值一旦取得支配一个人的权力，便倾向于自命为整个人类精神特质的独一无二的僭主，代价是牺牲其他价值……。

[29] 这第一次否定，成为西方现代性的核心内容，自由主义作为此环节中的主流思潮，展示了理性自治的巨大魅力，与现代世界的冒险、开拓、创新精神相得益彰。在我国，无论宪法、民法还是刑法中都有着明确的原则规范。罗马法上有一条铁则，叫一旦是继承人，永远是继承人（semel heres semper heres），禁止遗赠人在遗赠上附解除条件。

[15]最后一句倘若不是篡改，例外的范围只限于25岁以下的年轻人、女性和军人三者。[8]vgl. Schulz, Prinzipien des romischen Rechts, Berlin 1954, S. 28-30.[9]《学说汇纂》的译文以Mommsen, Krueger, Watson, The Digest of Justinia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Philadelphia 1985的拉英对照本为基础。但如果案件类型有所变化，结论可能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反转（D. 35, 1, 22 ）。此后，贝加苏元老院决议又扩展了法尔其第法的适用范围，规定遗产信托的受益人向继承人请求返还财产时，继承人也有权留下财产的四分之一。

如果着重于前者，将补偿协议定性为赠与合同，本不会牵扯法律错误的问题。（五）期间和法律错误对期间的法律错误的话题，在保罗的意见中也出现过（Paulus, D. 22, 6, 9, § 1）。

如果将法律错误有害理解为罗马法的原则，那帕比尼安的意见无疑向这一结论投下了巨大的问号。而且，如果贯彻报答非赠与的解释，会导致荒谬的结论。胡建勇法官的评释中有关罗马法的论述，明显引用了周枏的著述。[40]vgl. Schermaier, aa.0. S. 253ff.[41]vgl. Schermaier, a. a. O. S. 184.[42]S. Wolf, Rechtsirrtum im Privatrecht-Argument oder Anachronismus?, Basel 2003，S. 26.[43]vgl. Schermaier, a. a. O. S. 348f.[44]Menger, Des burgerliche Recht und die besitzlosen Volksklassen, Tubingen 1890, S. 20, 26.[45]vgl.Protokolle der Kommission fur the zweite Lesung des Entwurfs des Burgerlichen Gesetzbuches, Bd. 1, Berlin 1897, S. 188.[46]Rehbein, Das Btirgerliche Gesetzbuch mit Erlauterungen fur das Studium und die Praxis, Bd. 1 （1899），S. 137-138.[47]RG 9.5. 1902, RGZ 51，281.[48]vgl. Flume, Allgemeiner Teil des buugerlichen Rechts: Bd. 2, 4. Aufl. 1992,§ 6/1，S. 78-79; Medicus,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8. Aufl.，Heidelberg 2002，S. 296.[49]vgl. Schermaier, a. a. O. S. 110, Anm. 164.[50]北京二中院的土小云法官认为本案补偿协议不是无偿的，因为从合同成立的起因来看，王某接受财产的基础是李某的死亡，付出的是亲人生命的代价。

保罗举的两个例子都是关于家长财产制的：罗马法中，服从于家父支配的家子没有财产上的能力，不能设定债务，也不能继承他人财产。据此Haupt认为，《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适用于一切法域的错误—意思表示的错误（如契约的错误）和非意思表示的错误（如刑责的错误）。逸失利益不予救济，实际损失则有可能。这样，体系上的重复和矛盾或许难以避免，但决疑论式的构造能保证个案处理的妥当性。

也就是说，补偿协议是出于报答，所以不同于一般的赠与，不适用赠与的规则。五、结语罗马法中，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主要适用于对刑责、时效取得和期间的错误，而不适用于物的权属错误和非债清偿的案件。

所以，罗马的法学家对概念形成持审慎的态度。§1作为士兵的家子被战友指定为继承人，却又不知道根据皇帝的谕令无需家父的同意也可以继承，他可以以对法律的无知为由延迟继承承认的期间。

即便匆匆一览，也大有助益。这一句话从上下文看十分突兀，被认为有篡改的嫌疑。卡拉卡拉皇帝杀死了弟弟塔格，命帕比尼安为之文过饰非，遭到严辞拒绝，帕比尼安最终为卡拉卡拉皇帝所杀。学界中，主张法律错误不予救济的学者不在少数。其中，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一视同仁。相比之下，尤里安、彭波尼和帕比尼安的观点才代表着当时的通行见解。

为何会形成这样的局面？这不得不从注释学派说起。接着看可以救济的法律错误。

至于是什么原因使涅拉茨相信法律在数量上是有限的，Winkel指出了重要的历史因素：涅拉茨所生活的时代恰逢尤里安编纂《永恒告示令》（edictum perpetuum）。参见碧海纯一等编：《法学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第48页。

§ 6神圣的马可·奥理略皇帝和康茂德皇帝在复函中规定，海关承揽人没有向通关的人讲解税法的责任，但是不能误导前来咨询的人。综上，罗马法中，救济和不救济的法律错误兼而有之，救济的标准可谓学说林立。

[39]这个制度的启动以继承人的申请（agnitio）为前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程序要求，就产生了法律错误的问题。这样，也就能理解为何在《当代罗马法体系》第三卷中，萨维尼会在意思表示欠缺的章节（§135-139）之后单设一个题为错误与无知附录专门讨论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问题。法务官可依受益人的申请，命令继承人交纳一定的保证金，以预防遗产损耗（D. 36, 3, 1 pro）。可惜，拉贝奥没有给出具体的例子，不过乌尔比安在《学说汇纂》第29卷给出了例解：无经验的人或村夫野人（Ulpianus, D.29, 5, 3, § 22）。

然而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86条，补偿协议即使是书面签订的，赠与人对未履行的部分也有任意撤销权，可以拒绝履行。但是，赋予保证人以对财产管理人的无因管理之诉应不会有违公平，因为依据元老院决议委托无效，而财产管理人也因此不必付钱给保证人。

适用最为严格的是期间，除了军人，几乎不存在例外。关键词: 错误，法律错误，法律认识错误，罗马法，学说汇纂法律错误的问题横跨民刑两大领域。

然而，对方的牺牲是发生在缔约之前，不是从契约中诞生的义务，不会使本案补偿协议从无偿变有偿。Kunkel认为该条也来自于篡改，因为in omni parte的用法不自然。

过去学者多认为是普洛克鲁斯派，理由是彭波尼总是偏祖普洛克鲁斯派的观点（Pomponius, D. 41, 1, 110 pro），其实《学说汇纂》也不乏彭波尼赞同萨宾派的段落（Pomponius, D. 45, 3, 6）。至于时效取得中的法律错误为何难以给予救济，详见下文三（四）部分。C. 6, 9, 6：关于《永恒告示令》（edictum perpetuum）中规定的遗产占有的申请期限，即便是妇女也不会从对法律的无知中获益。[33]但近年，Haupt的观点受到质疑。

《德国民法典一草》第146条明确规定：本法所谓错误，既指有关事实的错误，也指法律错误。在现代民法中，这一目的是依靠对自主占有人的善意无过失要件的严格解释而达成的，而在罗马法中，相同的目的却在法律错误的视角下完成了。

Ulpianus, D. 36, 4, 1 pro：如果某人被禁止请求提供担保，但他还是这样做了，继承人可否请求返还保证金，以使自己从担保中解脱出来？如果继承人在交付保证金时明确知悉自己没有必要提供保证，那继承人不能获解脱。[1]对此，主审胡建勇法官在案件评释中写道：在帝政时代的立法，将错误区分为法律上的错误和事实上的错误，并且认为法律上的错误一般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而事实上的错误又分为重要错误和次要错误，前者对民事行为的效力产生影响，后者则对民事行为的效力不构成影响。

与此相反，法律效果错误的类型则符合现代意义的法律错误，因为法律在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之上附加的法律效果是法律秩序的体现，因而带有某种正确性，不能由当事人随意去除。由于《国法大全》编纂之时西罗马帝国已灭亡，身为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优帝意识到二者间必然存在时间、空间甚至文化上的鸿沟，为了减轻法律与适用对象之间的不适，优帝赋予编委以删改的权限。